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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甘宁边区说书艺术的改进之路_社会频道_东方资讯
作者:admin  日期:2020-09-18 05:39 来源:未知 浏览:

鼓励“书匠”宣传新文化

说书对于“韩起祥们”来说是赖以为生的职业,所以,为了生存,他们必须知所避趋。具体说来,这一引导机制一方面使他们由此知所避,明白不能再以说书来宣传封建文化;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进而知所趋,明白了说书应顺时而变的道理。韩起祥主动到县政府询问,得到了“可以根据旧书的架子编新书”的指示,他“心里一下开了窍”,从此转变了说书的方向(韩起祥口述、黄桂华整理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韩起祥》)。到1945年6月,他编出了《反巫神讲卫生》《吃洋烟二流子转变》《红鞋女妖精》等宣传新文化的新书。不但如此,他还在延安多处(包括鲁艺)演唱自己所编的新书,受到听众称赞。

1942年5月,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,解放区文学由此进入后期阶段。这一时期,解放区广泛开展了改进民间艺术、引导民间艺人的工作。在陕甘宁边区产生较大影响的民间文艺形式,除秧歌、秦腔外,还有陕北说书。相较而言,陕北说书的改进起步较晚,但进展甚为迅速。到1946年底,新说书已发展成一种群众性文艺运动。这与对说书艺人韩起祥的发现和培养密切相关。韩起祥1915年生,出身贫苦,13岁学艺说书。1940年,他从榆林横山迁至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县,仍以说书为生。对于韩起祥而言,所谓“改进”,在说书的外在形态上,即由说旧书转变为说新书。在韩起祥的转变过程中,解放区的引导机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解放区的引导机制明确了说书应该“说什么”的方向性问题。1944年11月16日,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通过《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》,提出“要团结和教育群众中旧有的说书人”,“使之为人民的新生活服务”。

在此之前,像韩起祥这样的陕北旧说书人(书匠)所说的旧书大多是宣传封建伦理和封建迷信的;同时,他们又都兼做算命的“职业”。1944年4月29日,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社论《开展反巫神的斗争》,在边区掀起反巫神运动的热潮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这其中也隐含了一种引导机制,香港2020正版生肖表,对韩起祥这样的“书匠”有效地发挥了方向上的引领作用。当然,这一引导机制在后起的陕北说新书活动中,以较为温和的方式显现出来。1946年上半年,说新书的韩起祥与反对其“胡乱改革”说书、坚持说旧书的延长县老艺人杨生福,以竞争的方式唱了一出新书与旧书的“对台戏”,最后,韩起祥胜出。这显示了新书作为一种方向,显然更能适应当时的文艺发展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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