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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起来躺得最平的人往往最不服从
作者:admin  日期:2022-01-18 02:06 来源:未知 浏览:

  梭罗一方面激进废奴,另一方面又批评美国对墨西哥发动的战争不正义,1846年,他甚至因为抗议政府的行为而入狱。

  为了表达对政府的不满,梭罗写下了著名的《论公民的不服从》,这篇文章提出的非暴力反抗理念,对之后的民权运动家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  「你们要尽可能长久地生活得自由,生活得并不执著才好。执迷于一座田园,和关在县政府的监狱中,简直没有分别。」

  他父亲是一名铅笔制造商,家里还有三个兄弟姐妹,但几个孩子都因为肺结核、破伤风等疾病早逝。

  与大约同时代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一样,梭罗一生的知识分子生涯几乎都在自己出生的小镇上度过。

  他早年在哈佛大学学习修辞学、古典文学、哲学、科学和数学,还曾因为无法忍受刻板的学业而休学一年。

  从哈佛毕业后,梭罗便与拉尔夫·沃尔多·爱默生(Ralph Waldo Emerson)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  从爱默生那里,梭罗了解了关于「自然」的超验主义理念,这在他后来的「社会实验」——瓦尔登湖生活经历中扮演了思想上的指导作用。

  爱默生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,也是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代表思想家。其代表作《论自然》被认为是新英格兰超验主义的圣经,而《美国学者》被誉为「美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独立宣言」。

  我们是沉浸在感官世界中的有情众生,只有当我们浸透进周围的现实,比如用感官感知视觉、声音和纹理时,我们才能学习生活的基本事实。

  梭罗将人类的发展潜力和种子成熟体现的神性相对比,在他看来,在自然经济中,种子比钻石更珍贵,因为它包含生长或生命的原理。

  种子能长成树或其他植物,证明了大自然充满了创造性天才;而人类本性中最好的品质,也需要像大自然对待花朵一样精心保存。

  不像理性主义者,梭罗认为感官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很重要,人的直接感知是人与所认识之物重要的联系。

  因此,他认为科学家研究的是一种「死」的语言——他们宁愿研究保存在罐子里的死鱼,也不愿研究自然界中的活鱼。

  尽管他也钦佩科学的精确,但他总是认为科学传递的精确信息比「含糊」要少一些诗意。

  梭罗想要更亲密地接近自然这一真理的来源,于是,他观察日出日落、红蚂蚁和黑蚂蚁之间的战斗,令日常的生活细节成为感官和智力上的双重训练。

  他相信对美的感知是一种道德考验。有多少美丽的颜色和事物,因为我们忙于俗事而没有见到。

  1845年,梭罗从好友爱默生那里得到了瓦尔登湖旁边的一块土地。他在那里建造了3乘4.5米的小木屋。

  他说,自己并非为了逃离,而只是去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。他在那里种地、劈柴、钓鱼、散步,一个人过起了自给自足的生活。

  《瓦尔登湖》就是对这段「隐居」生活的记录,这本书不是小说,也没有什么故事情节,梭罗以一种散文的方式叙述着在瓦尔登湖的一切。

  他在书里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己每天观察到的小事,比如湖边游戏的虫鱼,初春解冻的湖水。

  尽管《瓦尔登湖》一直在强调孤独、沉思和亲近自然的重要性,但它并不是一本普通的自传,这本书里充满了对当代西方文化中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批判。

  19世纪上半叶,美国正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迅猛发展的时期。梭罗的家乡新英格兰地区正经历着快速城市化的过程。

  从1780年到1860年,马萨诸塞州的商品经历了从家庭生产模式到工厂生产模式的变化,1820年到1860年代美国爆发内战期间,马萨诸塞州的生产方式逐渐从农业转向工业,从一开始大约有60%的人口从事农业,到1865年锐减为13%。

  经济方面的变化随之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,更多人沉迷于追求和享受越来越精致奢侈的商品。

  「我们的发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,只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,使我们离开了严肃的事物。」

  这是因为,如果以步行30英里需要一天时间为例,通过工作赚到30英里的火车票钱,也需要一天多的时间,所以人们不停工作换来的报偿早就已经潜藏在他们身边。

  在瓦尔登湖小木屋的两年里,梭罗面对资源丰富的大自然并没有大力发掘,而是选择过一种十分简朴的生活。

  梭罗总共花28.125美元就建造了自己的小房子,每周的开销也只有27美分——他在瓦尔登湖生活一年所需的开销,只用6周的时间便赚到了。

  梭罗在瓦尔登湖始终过着独居的生活,他偶尔会与附近的农民,路过的游客交谈。

  对于普通人,梭罗理解他们不时需要别人的陪伴,但他认为人们常常需要别人的陪伴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。

  人们害怕独自生活,不敢成为自己,为此他鼓励普通人「坚持自己,永远不要模仿」。

  这种在城郊的生活「实验」对梭罗来说是一种密集的考验。因为他这场亲近自然的实验很有可能以失败告终。

  梭罗这种存在主义式的哲学冒险是直通古希腊的,古希腊传统中哲学就是一种实践和思考的结合。

  梭罗将对超验主义的思考实践于现实,对于梭罗来说,哲学不仅是一种智力上的锻炼,也应是一种生活方式。

  尽管梭罗批判消费主义、物质主义、技术的空洞,还搬到郊外过上了隐居的生活。

  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,一方面奴隶制还没有被废除,建国后的奴隶人数甚至比建国初期还多。

  根据统计,美国独立战争前夕,北美殖民地的奴隶约有50多万人,但到了1860年,南部黑奴竟有395.3万人之多。

  另一方面,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「天定命运论」盛行一时,美国人认为自己是「天选之子」,积极对外扩张领土。

  1846年到1848年期间,美国向墨西哥发动战争,导致墨西哥失去近一半的领土(230万平方公里)。

  作为一名积极的废奴分子,他参加地下活动,抗议奴隶法,支持废奴主义者约翰·布朗(John Brown)和他的政党。

  约翰·布朗是美国废奴运动的领袖,他相信废除奴隶制是一项「神圣的义务」。既然美国《独立宣言》指出人人平等,那么解放黑奴也是对这一最高原则的践行。

  于是,他在1859年率领21名白人和黑人起义,并逮捕一些种植园主,解放了许多奴隶,把废奴运动推向高潮。

  他们虽然每天上教堂虔诚祷告,在街上遇到也会互相礼貌地问候,在道德上显得无可指摘,但在维护和延续美国的奴隶制度问题上却持默许态度。

  梭罗支持布朗的所有行为,他为布朗辩护,并认为,一个人不应该因为反对大多数人而被视为疯子。

  人权,这项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,在马萨诸塞州的守法公民那里却有了双重标准。

  梭罗谴责同胞们默许恶的行为,认为被动地、悄悄地允许不公正的做法继续下去,无异于与邪恶合作。

  他对大自然的理解影响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:自然是城邦之外的一个参照点,它为人类提供宝贵的道德指导,提醒我们社会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。

  回归自然让我们能够在更广泛的背景下看待国家,并设想可以从根本上改善社会价值观和政治结构的方法——这其中就包括对不公正法律的改革,对不公正政府的拒绝。

  为了抗议奴隶制、抗议美国在美墨战争和对印第安人战争中的暴行,梭罗常年拒绝缴纳政府的人头税。

  1846年,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市的一位警员要求梭罗补全之前所欠税款,梭罗拒绝了,还为此在监狱里度过了一夜。

  「我由衷地认可这句箴言:『最好的政府治理得最少』;我也希望见到它被更迅速而有条不紊地付诸实施。它得到贯彻后,最终就意味着这句,也是我所相信的——『最好的政府一无所治』。」

  梭罗认为最好的政府不存在,人们只能选择次好的。政府至多只是权宜之策,大多数政府,有时候甚至是所有政府,常常都是失策的。

  这在美国政府这里就能得到证明,美国政府对墨西哥发动的战争是不正义的,人民有权力对国家发动的战争提出异议。

  政府本身只是人民选择用来执行其意志的工具,在人民依靠它的同时,政府的权力也有被滥用和腐蚀的危险。

  他拒绝承认一个在道德上已经被腐蚀的政府,同样他也拒绝承认一个已经失去民众认同的政府。

  在梭罗看来,一个真正自由开明的政府,应该承认个人拥有一种更高的独立权力、政府的所有权力和权威都来源于此,并以恰当的方式来对待它的人民。

  一个真正公正的政府,有比社会法律更神圣的法律去遵守,这个更高的法律便是「不与个人的道德良知相冲突」。

  如果「国家机器」做出了无视正义的行为,或制定了不公平的法律,人民可以通过不接受它、不履行义务来制造「反向摩擦」,让「机器」停下来。

  梭罗的公民不服从理论后来在哲学家约翰·罗尔斯(John Rawls)那里得到了更清晰的定义:

  「(公民不服从)是一种公开的、非暴力的行为,是出于良心的决定,但同时是政治性的,它与法律相违背,往往为了促成法律或政府政策的改变而开展。这样做,是为了尊重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正义感……」

  政治哲学家汉娜·阿伦特(Hannah Arendt)也有一篇《公民不服从》(Civil Disobedience)的同名文章,她从法理的角度重新梳理了梭罗的公民不服从传统。

  阿伦特认为,个人可以基于良知和道德责任,拒绝履行公民义务,而美国的法律应该赋予公民「不服从」的权利。

  无论哪种情况,公民不服从不等于放纵犯罪;它是以非暴力的形式进行的,在既定的权威框架和法律体系下展开。

  19世纪后期的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和20世纪初期萨德·扎格鲁(Saad Zaghloul)领导的埃及革命,以及甘地反抗英国殖民的抗争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均受到梭罗思想的影响。

  不但如此,他还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和后来的极简主义生活等,海子死的时候,身边就带着一本《瓦尔登湖》。

  莫罕达斯·卡拉姆昌德·甘地(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),被尊称「圣雄甘地」(Mahatma Gandhi),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。

  就像美国生态批评家劳伦斯·布伊尔(Lawrence Buell)所说,梭罗为人们展现了一个人类之外的存在,一个超越了任何人类成员的存在。

  梭罗超然世外的态度和亲近自然的精神,提供了一种反思的路径,不仅关乎自己,也关乎政府、国家。

  梭罗虽然常常被当成一个陶渊明式的隐居者,但他从未真正躺平,毕竟一个人在人迹罕至的湖边造一所房子,过独居的生活,阅读,思考,写作,这远远超过躺平本身的含义。

  如哲学家约翰·戈特利布·费希特(Johann Gottlieb Fichte)鼓励的那样,关键在于行动,思想的体现就是行动——从瓦尔登湖到康科德的监狱,梭罗从未停止行动,从未服从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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